古人的詩意棲居
作者:卞東波 來源：矽谷財富生活 第4期收藏本文章 | 《財富生活》圈子
從六朝開始，中國古代隱士的生活朝著文人化及名士化方向發展，隱士在身份上與文人、學者、名士、高僧、高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。
在中國古代社會，人們稱呼精英人士為「士」，他們承載著知識與價值傳承的重任，所以儒家說:「士不可不弘毅，任重而道遠。」對士來說，社會提供晉身的道路只有「仕」一條，所以才有「學而優則仕」的說法。但在中國古代，大量的士選擇了仕之外的另一條道路，就是「隱」，成為隱士，也形成了中國歷史上綿延不絕的「隱逸文化」。隱或隱逸的價值不在於反社會或反文化，而是一種心態，一種生存方式的呈現。隱士也沒有放棄對社會的關懷或責任，而是以一種低調的姿態注視著社會，以一種疏離的心態參與著文化的創造。
在古代士人的知識話語中，「山林」象徵著歸隱，「廟堂」象徵著官場，但中國古代隱士並不是離開了「廟堂」就逃避到「山林」中，而是徘徊於「山林」與「廟堂」之間，所謂「身在江海之上，心居乎魏闕之下」，又所謂「聖人雖在廟堂之上，其心無異於山林之中」。中國古代隱士很早就認識到這一點。
有錢有閒方可「隱」
到了六朝時代，受到魏晉玄學中「得意忘言」思想的影響，這時隱士生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。就隱逸而言，「得意忘言」不再要求隱士非要在物質環境極其惡劣的山林岩穴中避世隱居，只要有一顆超越世俗的心，保持隱者的疏離心態，在城市中也可以隱居，這就是所謂的「市隱」。「市隱」是相對傳統的「林隱」或「岩隱」而言的，用當時人的話就是:「小隱隱陵藪，大隱隱朝市。」
除了「市朝」以外，六朝隱士中還流行一種所謂「通隱」的生活方式，所謂「通隱」的人都有良好的文化修養，雖然高尚不仕，但已經放棄了傳統隱士艱辛的生活方式，樂於與達官貴人交往。這種新式隱逸生存方式，日本學者吉川忠夫稱為「不遁世的逸民，不嘗艱辛的隱逸」。隱逸看重的更多是自我的感覺，而不是外在的形式。
不但隱士不必棲遁山澤，就是做官也照樣可以「隱」，這就是所謂的「朝隱」，東晉時的名士劉是位典型的「朝隱」式的人物，一邊做官，一邊做隱士，當時人稱他「居官無官官之事，處事無事事之心」。可見他是抱著隱士的心態去做官，用出世的心態做入世的事，用無為之心為有為之事。南朝時，隱居茅山的著名隱者陶弘景，在修道煉丹的同時，關心社會的發展，與皇帝梁武帝互動頻繁，武帝每遇大事，便派使臣前往茅山，向陶弘景諮詢問策。久而久之，人稱陶弘景為「山中宰相」。
到了唐代，出現了所謂的「吏隱」、「中隱」之說，完全將隱逸與為官融為一體，著名詩人白居易是這方面的代表，他《中隱》詩云:大隱住朝市，小隱入丘樊。丘樊太冷落，朝市太囂喧。不如作中隱，隱在留司官。似出復似處，非忙亦非閒。不勞心與力，又免飢與寒。終歲無公事，隨月有俸錢⋯⋯
白居易詩中有兩個關鍵詞值得注意，一個是「閒」，一個「俸錢」。在白居易觀念中，一種「既有錢又有閒」的生存方式就是「中隱」，「閒」避免了內心的煩躁，而固定的「俸錢」則免於隱居造成的經濟困頓。這已經可與現代人的生活觀念「接軌」了。曾經隱居過的元代大儒許衡說:「為學者治生最為先務。苟生理不足，則於為學之道有所妨。」隱居和「治生」(用今天的話是「豐富物質生活」)已經不矛盾，甚至「治生」已成為隱居的基礎。可見，六朝以下的隱居觀念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。隱逸完完全全成了一種心態，一種生存方式，不再注重形式，更看重的是個體自我的感受與內心的閒適。
文人名士更善「隱」
也就是從六朝開始，中國古代隱士的生活朝著文人化及名士化方向發展，隱士在身份上與文人、學者、名士、高僧、高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。中國隱士不再是先秦那些名字都沒有留下來的模糊形象，而是一個時代最具風範的文化代表。
1960年南京西善橋出土了六朝時期的「竹林七賢」(阮籍、嵇康、劉伶、向秀、王戎、阮咸、山濤)磚畫，雖經歷史雲煙的剝蝕，但我們仍能通過斑駁的畫面看到魏晉名士風度代表人物「竹林七賢」的神態，他們或飲酒，或長嘯，或彈樂器、或冥想，讓我們想像到他們隱居河南山陽竹林中談玄論辨時神采飛揚。「竹林七賢」的玄學與文學表現出的文人氣與名士氣，像嵇康的《廣陵散》一樣一直迴蕩在歷史間。
「行到水窮處，坐看雲起時，」這是唐代王維眼中的隱居生活。王維40歲還在為官時，就開始了亦居亦隱的生活，先是在長安郊外的終南山隱居，接著經營藍田別墅，陶醉於輞川山水，與友人裴迪浮舟往來，彈琴賦詩，嘯詠終日，留下了千古絕唱《輞川集》。晚年，由於「安史之亂」對心靈及仕途造成的挫折，王維的心更加沉寂，也越來越沉浸到隱逸世界中去。王維的隱居生活和他的詩可以用一個「澄」字來概括，散發著濃濃的禪味。
被美國「垮掉的一代」(the Beat Generation)及「嬉皮士運動」(the Hippies)視為鼻祖的唐代詩人寒山也是一位隱士。寒山晚年隱居在天台山中的「寒岩」。他戴著用樺樹皮做的帽子，衣衫破舊不堪，拖著大木屐，容貌枯槁，或長歌徐行，或叫噪凌人，或望空獨笑，或沉思玄想，或望空謾罵。他經常遭到山中僧人的持杖逼逐，他卻撫掌大笑。他寫道:「世人欺我、害我、打我、罵我、騙我，如何處之?禪師答曰:只管任他、憑他、遠他、莫要理他，再過幾年看他。」寒山這種近似瘋瘋顛顛的人生形態，其實是參透人生的表現。
死後被謚為和靖居士的林逋一生與官場無緣，他40多歲時結廬於杭州孤山，從此20餘年足不及城市，放浪於湖光山色之間。他終身不娶，以種梅養鶴為樂，時人說他「以梅為妻，以鶴為子」。他常駕小舟遍游西湖寺廟，與高僧詩友往來。每逢客至，家中童子便縱鶴放飛，林逋見鶴必棹舟歸來。他愛梅，為梅寫過「疏影橫斜水清淺，暗香浮動月黃昏」這樣的佳句，而他的人生也像詩中的梅花。
總之，在保持「不事王侯，高尚其事」清高的同時，六朝以後的中國隱士的生活越來越文人化與名士化，並逐漸形成中國隱士文化的特質。
「隱」亦有使命
中國古代隱士雖處在社會的邊緣，但他們從未放棄文化傳承的責任，以文學藝術創作以及教育實現自己作為士的身份，《南齊書·高逸傳序》說得好「含貞養素，文以藝業。不然與樵者之在山何殊別哉?」也就是說，傳遞文化就是他們的「職業」，不然與山中的樵夫有什麼分別呢?國學大師錢穆說:「他們(隱士)之無所表現，正是我們日常人生中之最高表現⋯⋯這是天地元氣所鍾，文化命脈所寄。」(《中國歷史研究法》)中國隱士中出了很多的詩人、藝術家、學者、教育家，極大地豐富了中國文化，這與自由而恬淡的隱士生活密不可分。
東晉隱士許詢是著名的玄言詩人，被稱為「一時文宗」。梁代隱士陶弘景特愛松風，庭院皆植松，每聞其響，欣然為樂。他的詩也清新可愛，如「山中何所有，嶺上多白雲。只可自怡悅，不堪持與君」(《詔問山中何所有賦詩以答》)。他同時也是個書法家，梁庾肩吾《書品》說他的書法「仙才翰彩，壯於山谷。」再如東晉隱士戴逵是一位藝術全才，「善屬文，能鼓琴，工書畫，其餘巧藝，靡不畢綜」(《晉書》本傳)。中國山水畫的興起與古代士大夫崇尚自由的隱逸生活關係密切，並且很多山水畫大師，如五代時的荊浩、關仝、李成、范寬都是隱士，他們的山水畫也大多以他們的隱居生活為題材。
鄭玄是東漢末年的一代大儒，他也是一位隱士，客耕東萊時，跟他從學的學生已達數千人。晉代隱士雷次宗，在首都建康雞籠山開館授徒，學生百餘人。南朝隱士沈麟士，隱居吳差山，講經教授，從學者數百人，當時人為之語云:「吳差山中有賢士，開門教授居成市。」隋代大儒王通在隋朝末年隱居家鄉授徒，往來受業者多不勝數，據說有千餘人，唐代的很多名臣都是他的弟子。宋代的許多理學家也多是隱士，或過著隱居生活，如理學大師朱熹一生在朝不過46日，大部分時間是在地方創辦書院，授徒講學。
超時空的現代意義
在古代，隱士一直處於主流社會之外，其價值並沒有得到主流社會的完全認同，不過到了21世紀的今天，中國古代隱士的生活卻顯出超載時空的現代意義。在崇尚個性，崇尚綠色的今天，隱士的生活無疑會給我們帶來很多的啟示。
中國歷史上一直湧動著一股希企隱逸的熱潮，同時也存在著大量形形色色的隱者，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?這主要因為古代處於官場、名利場中的人，在隱士身上看到了希望的生存方式和理想中的生活。那麼，中國古代隱士生活中有哪些價值可供現代人汲取?
獨立。中國古代的隱士無不追求個性的自由，性情的無羈，厭惡官場的虛偽與社會的壓抑，追求自我的生活。他們希望像鳥兒一樣回到山林中自由地歌唱，希望像魚兒一樣在水中無拘地遊蕩。
求真。曹植《辨問》說得好:「君子隱居以養真。」張華《招隱》詩也說:「隱士托山林，遁世以保真。」現代社會到處充滿了「異化」，人性不斷被扭曲，隱逸可以使我們保持人性的本真。
率性。「性」是個性，也是性情，率性就是一種內在超越精神，超越這個世界強加給我們的價值，做最性靈的本我。
適意。現實生活就像陶淵明所說的像一張巨大的「塵網」，落入其中，人只能隨波逐流，人生的樂趣一點點流失。隱居可以使我們掙脫這一切，做到陶淵明所說的「但使願無違」。
閒適。閒不僅是身閒，更重要的是心閒，也就是陶淵明在詩中反覆歌唱的「靈府常獨閒」或「心有常閒」的狀態。忙碌的工作，飛速的效率，讓現代人的神經處於高度緊張的狀態，去隱居一陣吧，體會一下難得的從容與閒適。
在高度程式化的今天，每個鮮活的個體都變成了馬爾庫塞所說的「單向度的人」(One-dimensioned man)，而隱逸情懷則為我們提供一片了精神的港灣，得以在其中詩意的棲息。
(作者係南京大學中文系教師，文學博士)
作者:卞東波 來源：矽谷財富生活 第4期收藏本文章 | 《財富生活》圈子
從六朝開始，中國古代隱士的生活朝著文人化及名士化方向發展，隱士在身份上與文人、學者、名士、高僧、高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。
在中國古代社會，人們稱呼精英人士為「士」，他們承載著知識與價值傳承的重任，所以儒家說:「士不可不弘毅，任重而道遠。」對士來說，社會提供晉身的道路只有「仕」一條，所以才有「學而優則仕」的說法。但在中國古代，大量的士選擇了仕之外的另一條道路，就是「隱」，成為隱士，也形成了中國歷史上綿延不絕的「隱逸文化」。隱或隱逸的價值不在於反社會或反文化，而是一種心態，一種生存方式的呈現。隱士也沒有放棄對社會的關懷或責任，而是以一種低調的姿態注視著社會，以一種疏離的心態參與著文化的創造。
在古代士人的知識話語中，「山林」象徵著歸隱，「廟堂」象徵著官場，但中國古代隱士並不是離開了「廟堂」就逃避到「山林」中，而是徘徊於「山林」與「廟堂」之間，所謂「身在江海之上，心居乎魏闕之下」，又所謂「聖人雖在廟堂之上，其心無異於山林之中」。中國古代隱士很早就認識到這一點。
有錢有閒方可「隱」
到了六朝時代，受到魏晉玄學中「得意忘言」思想的影響，這時隱士生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。就隱逸而言，「得意忘言」不再要求隱士非要在物質環境極其惡劣的山林岩穴中避世隱居，只要有一顆超越世俗的心，保持隱者的疏離心態，在城市中也可以隱居，這就是所謂的「市隱」。「市隱」是相對傳統的「林隱」或「岩隱」而言的，用當時人的話就是:「小隱隱陵藪，大隱隱朝市。」
除了「市朝」以外，六朝隱士中還流行一種所謂「通隱」的生活方式，所謂「通隱」的人都有良好的文化修養，雖然高尚不仕，但已經放棄了傳統隱士艱辛的生活方式，樂於與達官貴人交往。這種新式隱逸生存方式，日本學者吉川忠夫稱為「不遁世的逸民，不嘗艱辛的隱逸」。隱逸看重的更多是自我的感覺，而不是外在的形式。
不但隱士不必棲遁山澤，就是做官也照樣可以「隱」，這就是所謂的「朝隱」，東晉時的名士劉是位典型的「朝隱」式的人物，一邊做官，一邊做隱士，當時人稱他「居官無官官之事，處事無事事之心」。可見他是抱著隱士的心態去做官，用出世的心態做入世的事，用無為之心為有為之事。南朝時，隱居茅山的著名隱者陶弘景，在修道煉丹的同時，關心社會的發展，與皇帝梁武帝互動頻繁，武帝每遇大事，便派使臣前往茅山，向陶弘景諮詢問策。久而久之，人稱陶弘景為「山中宰相」。
到了唐代，出現了所謂的「吏隱」、「中隱」之說，完全將隱逸與為官融為一體，著名詩人白居易是這方面的代表，他《中隱》詩云:大隱住朝市，小隱入丘樊。丘樊太冷落，朝市太囂喧。不如作中隱，隱在留司官。似出復似處，非忙亦非閒。不勞心與力，又免飢與寒。終歲無公事，隨月有俸錢⋯⋯
白居易詩中有兩個關鍵詞值得注意，一個是「閒」，一個「俸錢」。在白居易觀念中，一種「既有錢又有閒」的生存方式就是「中隱」，「閒」避免了內心的煩躁，而固定的「俸錢」則免於隱居造成的經濟困頓。這已經可與現代人的生活觀念「接軌」了。曾經隱居過的元代大儒許衡說:「為學者治生最為先務。苟生理不足，則於為學之道有所妨。」隱居和「治生」(用今天的話是「豐富物質生活」)已經不矛盾，甚至「治生」已成為隱居的基礎。可見，六朝以下的隱居觀念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。隱逸完完全全成了一種心態，一種生存方式，不再注重形式，更看重的是個體自我的感受與內心的閒適。
文人名士更善「隱」
也就是從六朝開始，中國古代隱士的生活朝著文人化及名士化方向發展，隱士在身份上與文人、學者、名士、高僧、高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。中國隱士不再是先秦那些名字都沒有留下來的模糊形象，而是一個時代最具風範的文化代表。
1960年南京西善橋出土了六朝時期的「竹林七賢」(阮籍、嵇康、劉伶、向秀、王戎、阮咸、山濤)磚畫，雖經歷史雲煙的剝蝕，但我們仍能通過斑駁的畫面看到魏晉名士風度代表人物「竹林七賢」的神態，他們或飲酒，或長嘯，或彈樂器、或冥想，讓我們想像到他們隱居河南山陽竹林中談玄論辨時神采飛揚。「竹林七賢」的玄學與文學表現出的文人氣與名士氣，像嵇康的《廣陵散》一樣一直迴蕩在歷史間。
「行到水窮處，坐看雲起時，」這是唐代王維眼中的隱居生活。王維40歲還在為官時，就開始了亦居亦隱的生活，先是在長安郊外的終南山隱居，接著經營藍田別墅，陶醉於輞川山水，與友人裴迪浮舟往來，彈琴賦詩，嘯詠終日，留下了千古絕唱《輞川集》。晚年，由於「安史之亂」對心靈及仕途造成的挫折，王維的心更加沉寂，也越來越沉浸到隱逸世界中去。王維的隱居生活和他的詩可以用一個「澄」字來概括，散發著濃濃的禪味。
被美國「垮掉的一代」(the Beat Generation)及「嬉皮士運動」(the Hippies)視為鼻祖的唐代詩人寒山也是一位隱士。寒山晚年隱居在天台山中的「寒岩」。他戴著用樺樹皮做的帽子，衣衫破舊不堪，拖著大木屐，容貌枯槁，或長歌徐行，或叫噪凌人，或望空獨笑，或沉思玄想，或望空謾罵。他經常遭到山中僧人的持杖逼逐，他卻撫掌大笑。他寫道:「世人欺我、害我、打我、罵我、騙我，如何處之?禪師答曰:只管任他、憑他、遠他、莫要理他，再過幾年看他。」寒山這種近似瘋瘋顛顛的人生形態，其實是參透人生的表現。
死後被謚為和靖居士的林逋一生與官場無緣，他40多歲時結廬於杭州孤山，從此20餘年足不及城市，放浪於湖光山色之間。他終身不娶，以種梅養鶴為樂，時人說他「以梅為妻，以鶴為子」。他常駕小舟遍游西湖寺廟，與高僧詩友往來。每逢客至，家中童子便縱鶴放飛，林逋見鶴必棹舟歸來。他愛梅，為梅寫過「疏影橫斜水清淺，暗香浮動月黃昏」這樣的佳句，而他的人生也像詩中的梅花。
總之，在保持「不事王侯，高尚其事」清高的同時，六朝以後的中國隱士的生活越來越文人化與名士化，並逐漸形成中國隱士文化的特質。
「隱」亦有使命
中國古代隱士雖處在社會的邊緣，但他們從未放棄文化傳承的責任，以文學藝術創作以及教育實現自己作為士的身份，《南齊書·高逸傳序》說得好「含貞養素，文以藝業。不然與樵者之在山何殊別哉?」也就是說，傳遞文化就是他們的「職業」，不然與山中的樵夫有什麼分別呢?國學大師錢穆說:「他們(隱士)之無所表現，正是我們日常人生中之最高表現⋯⋯這是天地元氣所鍾，文化命脈所寄。」(《中國歷史研究法》)中國隱士中出了很多的詩人、藝術家、學者、教育家，極大地豐富了中國文化，這與自由而恬淡的隱士生活密不可分。
東晉隱士許詢是著名的玄言詩人，被稱為「一時文宗」。梁代隱士陶弘景特愛松風，庭院皆植松，每聞其響，欣然為樂。他的詩也清新可愛，如「山中何所有，嶺上多白雲。只可自怡悅，不堪持與君」(《詔問山中何所有賦詩以答》)。他同時也是個書法家，梁庾肩吾《書品》說他的書法「仙才翰彩，壯於山谷。」再如東晉隱士戴逵是一位藝術全才，「善屬文，能鼓琴，工書畫，其餘巧藝，靡不畢綜」(《晉書》本傳)。中國山水畫的興起與古代士大夫崇尚自由的隱逸生活關係密切，並且很多山水畫大師，如五代時的荊浩、關仝、李成、范寬都是隱士，他們的山水畫也大多以他們的隱居生活為題材。
鄭玄是東漢末年的一代大儒，他也是一位隱士，客耕東萊時，跟他從學的學生已達數千人。晉代隱士雷次宗，在首都建康雞籠山開館授徒，學生百餘人。南朝隱士沈麟士，隱居吳差山，講經教授，從學者數百人，當時人為之語云:「吳差山中有賢士，開門教授居成市。」隋代大儒王通在隋朝末年隱居家鄉授徒，往來受業者多不勝數，據說有千餘人，唐代的很多名臣都是他的弟子。宋代的許多理學家也多是隱士，或過著隱居生活，如理學大師朱熹一生在朝不過46日，大部分時間是在地方創辦書院，授徒講學。
超時空的現代意義
在古代，隱士一直處於主流社會之外，其價值並沒有得到主流社會的完全認同，不過到了21世紀的今天，中國古代隱士的生活卻顯出超載時空的現代意義。在崇尚個性，崇尚綠色的今天，隱士的生活無疑會給我們帶來很多的啟示。
中國歷史上一直湧動著一股希企隱逸的熱潮，同時也存在著大量形形色色的隱者，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?這主要因為古代處於官場、名利場中的人，在隱士身上看到了希望的生存方式和理想中的生活。那麼，中國古代隱士生活中有哪些價值可供現代人汲取?
獨立。中國古代的隱士無不追求個性的自由，性情的無羈，厭惡官場的虛偽與社會的壓抑，追求自我的生活。他們希望像鳥兒一樣回到山林中自由地歌唱，希望像魚兒一樣在水中無拘地遊蕩。
求真。曹植《辨問》說得好:「君子隱居以養真。」張華《招隱》詩也說:「隱士托山林，遁世以保真。」現代社會到處充滿了「異化」，人性不斷被扭曲，隱逸可以使我們保持人性的本真。
率性。「性」是個性，也是性情，率性就是一種內在超越精神，超越這個世界強加給我們的價值，做最性靈的本我。
適意。現實生活就像陶淵明所說的像一張巨大的「塵網」，落入其中，人只能隨波逐流，人生的樂趣一點點流失。隱居可以使我們掙脫這一切，做到陶淵明所說的「但使願無違」。
閒適。閒不僅是身閒，更重要的是心閒，也就是陶淵明在詩中反覆歌唱的「靈府常獨閒」或「心有常閒」的狀態。忙碌的工作，飛速的效率，讓現代人的神經處於高度緊張的狀態，去隱居一陣吧，體會一下難得的從容與閒適。
在高度程式化的今天，每個鮮活的個體都變成了馬爾庫塞所說的「單向度的人」(One-dimensioned man)，而隱逸情懷則為我們提供一片了精神的港灣，得以在其中詩意的棲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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